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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了嗎?中國將面臨全線大衰退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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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了嗎?中國將面臨全線大衰退 圖

阿波羅新聞網 2014-09-12 訊】
作者:童大煥
 

 

中國人堪稱世界上最勤勞民族,但也抵不住國內不合理制度安排對人口資源的毀滅性打擊。

四年前的2010年,中國GDP比日本54742億美元多出4044億美元,正式成為美國之後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很多中國人為此着實亢奮了一陣子。隨後,英國《經濟學家》預測中國將在2021年重新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時代》周刊在一篇題為「中國世紀」的文章中甚至聲稱,中國的和平崛起已成既定事實,21世紀註定是中國的世紀。美國花旗銀行一份最新的報告則預測印度將在2050年超過中國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但是,我們將很快發現,GDP總量世界第二將有可能是當代中國曇花一現的一個巔峰,它完全有可能迅速從世界第二的位置上開啟一個相當長期的大衰退旅程。

站在2014的時間窗口上向未來眺望,也許英國《經濟學家》和美國《時代周刊》當年的結論都得改寫,因為中國的國企紅利、制度紅利、人口紅利、城市化紅利、城市化創新紅利等已經顯而易見地呈現頹勢,它們正在全線消失甚至越來越成為未來發展的陷阱,不僅過往的發展速度難以維繫,而且我們從決策層到社會各界普遍沒有真正意識到挑戰和危機的存在,許多人仍然沉浸在大國美夢中不可自拔。隨着中國歷史上千載難逢的最大也是最後一波城市化浪潮在20年後結束,中國這頭沉睡了百年一直沒有真正甦醒的獅子將有可能永遠沉沉睡去。最遲20年,中國將要面臨的是全線大衰退。這是有別於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真正的失去!因為在過往歲月里,我們的自然環境、社會的基礎保障、教育的自由、人口增長等等,都已失去太多。不論走到哪裡,中國人都堪稱世界上最勤勞的民族,但再怎麽勤勞,也抵不住國內不合理制度安排對人口資源、對人的創造力的毀滅性打擊。

美國這樣的超發達國家,GDP增速不可能像發展中國家那樣快,一般維持在2%左右,有時2%都不到。中國過去幾十年GDP增速平均每年將近兩位數,但若以此來計算未來多少年中國GDP總量將趕超美國成世界第一,無疑只是在做一個簡單幼稚的小學算術題。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許多變量,這些變量隨時隨地都在發生變化,以往我們津津樂道自以為豪的「中國模式」,事實上正在遭遇戛然而止的短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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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過去用降低勞動力、土地和環境成本、用政府投資砸出來的GDP不值得誇耀甚至必將成為今後的包袱。在GDP總量突飛猛進的同時,是人均GDP排在全球105位的靠後位置,而且,我國貨幣供給(M2)平均增速將近GDP的2倍,於無聲處強化了對弱勢群體的剝奪。其不僅造成國進民退、官富民貧的格局,扼殺了國家創新力,而且「做大做強」的往往是一批扶不起的阿斗。

目前美、中兩國GDP分別是167997億美元和91813億美元(2013年世界銀行統計數字),美國要高出中國近一半。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消息顯示:美國2013年人均GDP為51248美元,中國人均GDP為6629美元;2014美國人均收入是43017萬美元,中國為7476美元。差距依然巨大。而在國企紅利、制度紅利、人口紅利、城市化紅利、城市化創新紅利等全線衰退之下,未來中國GDP真實增長率將長期處在7%不保的狀態。

國企紅利消失。中國國企紅利過去16年以來一直佔據國民經濟半壁江山。1998年開始,朱鎔基通過大幅度「抓大放小、減員增效」裁員近半、兩年國家財政總收入的注資補貼和剝離不良債務、行政力量維護壟斷地位等形式,迅速「做大做強」國企。但它終於難逃腐敗低效的公地悲劇命運。信力建《中國趕超美國究竟需要多少年?》蒐集的一組數字可堪玩味:「9月1日人民網報道:世界500強公司在2013年間,共有50家公司出現虧損,其中中國大陸16家公司躋身其中,虧損總額高達人民幣377億元。這16家公司全為國企。9月3日傳媒網站報道:中國企業家協會資料顯示:中國500強企業中,有43家出現嚴重虧損現象(有19家虧損超過19億元)。其中42家是國企,只有一家是民企。9月1日,人民網刊出《上半年2030家上市公司獲政府補貼,中石油蟬聯補貼王》,文中透露:截至2014年4月3日,中國共有1934家上市公司發佈了2013年報,其中獲得政府補貼的公司有1350家,佔比高達70%,補貼總額為716億元。其中中石油又一次以51.74億元的天量補貼,雄踞十大補貼榜首位,而中石化獲得的補貼為7.9億元,位居第四。近十年,「兩桶油」共獲得政府財政補貼1258.83億元。更嚴峻的現實在於:政府補貼上市公司的數額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在遞增:2010年為400億元,2011年為470億元,2012年為564億元,2013年為716億元。當今中國,世界500強和中國企業500強虧損排行榜中的中國企業絕大多數是國企;長期靠政府補貼過日子的「補貼王」,絕大多數也是國企。例如:2013年政府補貼額最大的10家企業,有7家為國有控股企業。2012年A股十大補貼王中,國企佔8家。」長期以來,我們的國企原來是不斷通過壟斷價格、財政補貼敲骨吸髓民脂民膏的吸血鬼。也許只有徹底揭穿其「官僚資本」的本質,才能加深全社會對它的認識和警醒。

制度紅利消失。改革開放以來支撐「中國經濟奇蹟」的「秘密武器」其實就是政府公司化,各地方通過降低土地、勞動力和環境成本招商引資,以此支撐起了巨大的投資浪潮。同時政府直接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也常常因為過度投資和腐敗推高成本而使GDP增量的「奇蹟」單更加鮮艷。但是,接踵而至的產能嚴重過剩、環境污染與破壞和類似高鐵3.4萬億元滾雪球似的巨額債務將長期困擾中國。我們不選擇佔地和投資十分之一於高鐵的飛機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是一個遺禍千秋的錯誤決策。並且這樣的錯誤還在堅持:截至2014年6月底,鐵總背負各類債務3.43萬億元,資產負債率超64%。全國鐵路投資額僅達年度計劃三成左右,開工情況並不樂觀。

人口紅利消失。上世紀50至80年代初的中國人口生育高峰,帶來了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的人口紅利。但是今天,1980年計劃生育第一代出生的孩子都已經34歲了,接下來進入職場的都是農村二胎城市獨生子女一代。高盛集團哈繼銘日前指出,根據他們的測算,中國人口紅利的拐點就在2015年,2015年是中國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會中的佔比達到最高點,達到73%,比當年的日本還要高,但是由於之後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早期的光榮母親政策會使得中國老齡化到來得非常的劇烈、非常的迅猛,勞動力大幅下降,所以會對經濟增長構成很大的挑戰。

人口是一切財富之源頭和歸宿。人口學是經濟學最重要、最基本問題之一。更嚴峻的問題在於,在計劃生育、城市化導致生養成本大幅度提高、個人主義、女性獨立、不承認城市貧民窟、外來流動人口子女就學權利得不到保障等政策、法律、社會、文化多重因素「十面埋伏」下,中國人口生育率已處在世界最低行列而且仍在下降,遠遠達不到2.2的世代更替水平。照此下去,80、90、00後的晚年會非常悲慘!

據梁建章、黃文政先生的文章介紹,在過去200年里,特別是最近30多年來,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中國佔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1950、1980和2013年分別是35.0%、21.8%、22.1%和19.0%,且仍在大幅下降。雖然中國人口現在佔世界的19.0%,但中國每年出生的新生兒僅佔世界12.0%。在2.2的正常更替水平下,現有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將減少36%。現行「單獨二胎」政策杯水車薪,因為在城市化背景下,人們的生育意願迅速下降。截至2014年5月31日,雖然絕大部分省市區都已經實施「單獨兩孩」超過2個月以上,但全國提出再生育申請的單獨夫婦只有27.16萬對,已批准了24.13萬對,僅佔符合條件的單獨夫妻數量的2.5%。

人口紅利消失意味着什麽?日本就是前車之鑑。日本在20世紀50至80年代,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體,連續30年GDP的平均增長超過8%,在1990年的世界競爭力排名中位居第一。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着人口結構老化,日本企業的創造能力似乎突然停滯。相對於美國的高科技企業,日本企業顯得保守而遲鈍。先是半導體,後是軟件、通信行業,最近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行業,日本企業在一個又一個新領域被美國和新興國家趕超。日本的國家競爭力排名一路下滑到2008年的20幾位。美國二戰以後的嬰兒潮和大規模高等教育投入,使其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培育了龐大的高素質年輕人口。這些年輕人創造了像微軟、蘋果這樣的高科技公司。得益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興起的高科技企業,美國經濟發展速度從90年代開始反超日本,重新成為世界科技創新的先鋒。(梁建章《中國人可以多生——反思中國人口政策》)

199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曾經高於美國20%左右,現在低10%左右,按購買力計算和香港差不多。日本最大經貿團體研究所認為日本可能在2050年前退出先進國家行列,原因是孩子太少了。

計劃生育不僅會導致嚴重的經濟問題,也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二胎政策不論在城市和農村推行,都有可能加劇第二胎的生男現象並有可能因此強化性別比失調。現代科技水平對鑑別生男生女的能力已經非常簡單成熟而且廉價。茅於軾先生說:「在香港的朝聖山學會上,一位英國學者Andrea Den Boer研究中國人口中的性別比。由於重男輕女,女嬰被打胎,下一代中嚴重缺乏女性。到2020-30年將有五分之一的中國男人終身不可能結婚。研究說明,男性每有1%找不到對象,暴力犯罪將增加3.7%。這將是中國無法克服的大難題。印度和我們差不多,也是男人太多。」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惡性強姦現象非常出名。

女性的獨立對生育率也具有革命性的影響。女性越獨立,生育率越低。一來她不要通過生育確立自己在家庭乃至家族中的地位;二來她也不靠生育來養兒防老;三來她追求自己的幸福,不再願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人類傳宗接代的事業。城市化和女性獨立都會大大降低生育率。因此我們事實上已經到了需要像世界上大部分發達國家一樣補貼生育甚至需要由國家提供把孩子養到18歲的經濟支持的時候了!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在中國大陸人口生育率不可避免地下降的同時,是現有青壯年人口尤其是精英人群的海外大移民。薛涌在《中國的海外移民大潮》一文中寫道:《華爾街日報》最近在一篇關於中國移民的長篇報道中引用香港一位移民專家的話說,到2020年,離開中國的人累計將有兩億!《華爾街日報》還提出了一個更為發人深省的問題:在歷史上,崛起的大國從來是吸引外來移民的磁石。中國怎麽越是崛起人口越外流?《華爾街日報》採訪了若干中國企業家和有關專家,得出這麽一條結論:法制不健全,企業家發家,可鑽的空子很多。但是,一旦發起來後,過去讓自己受益的制度,就成了對自身利益的威脅。一是這種制度保護不了自己的權益;但更重要的是,從第一桶金就不幹凈,呆下來還是夜長夢多。

但總體而言,投資移民海外的仍佔少數,佔絕對多數的是留學移民。中國大陸缺乏自由、公正、透明的法治環境,大學教育又嚴重缺乏自由思想——正常的教育和學術活動,兼容並包百家齊放是基本要求,非如此無以掌握全局視野,非如此無以培養理性思考能力。但65年來獨尊馬列的灌輸式而非啟發式教育模式,已經使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喪失了起碼的思考能力。大學充塞着連一篇文章邏輯都整不清楚的馬列教授,溷亂的思維讓階級鬥爭和陰謀論支配着人們的靈魂、蒙蔽着人們的心智。

因此,家庭較有經濟能力並具備一定學習能力的孩子,紛紛選擇出國留學。雖然其中將會有三成多一點的學成歸國,但大部分還是會長期滯留國外。這部分人群,恰恰是最具創造力和創新力的知識和財富精英。

城市化紅利消失。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實行嚴厲的反城市化政策,包括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知青下鄉、大小三線建設等,這一切使得1978年改革開放逐步釋放民眾自由尤其是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後,中國城市化迎來井噴和補課效應。由此帶動的住房、家電和傢具等耐用消費品支出,是支撐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奇蹟」的第二大因素。

但同樣因為過去城市化主要由政府主導,導致中國大地上城市面積擴張遠大於人口擴張的局面難以遏制,城市化紅利因此有變成城市化陷阱的風險,包括大量高鐵沿線建設的「高鐵新城」,相當多都有淪為鬼城、空城的危險。2014年全國樓市普遍陷入當代中國前所未有的滯銷局面,銀行惜貸是一個方面原因,相當多中小城市的過量供應則是更為本質的原因。

城市化創新紅利衰退。城市化帶來的創新能力為什麽要從城市化紅利中單獨提出來?因為它對一個國家的未來起着生死攸關的決定性作用。本來,一個國家在正常的城市化時代,隨着年輕人口大量進城,伴隨着的往往都是人口聚集帶來的創造力爆發,創新能力往往像核聚變一樣不可遏止。這是產業由一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型的關鍵。但是當代中國的城市化65年來一直都是不正常的,到今天還是不正常的,因為政府做出的往往都是逆城市化的干預行動。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年輕人口下降,超大城市對外來人口排斥導致年輕一代不敢多生育、同時過多時間和精力被迫用於擔心和解決下一代的上學問題、導致他們無心無力安心創新,缺乏思想自由的大學教育對新一代創新能力的扼殺,精英外流,四位一體,共同窒息着中國城市化的創新能力。它對未來中國的影響將是非常致命的。北京在2014年拒絕了上萬名外來人口子女上中小學(沒有招滿也堅決不讓招)以後,繼續把控人關口前移,2014年9月8日傳媒報道,北京再掀「黑幼兒園」關停潮。像這樣只顧短期個人政績和迎合上峰旨意、不顧國家和民族未來的做法,古今中外非常罕見。以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不足作為生育政策不能放鬆和大城市拒絕外來人口子女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根據教育部發佈的統計公報,1992年全國小學有71.3萬所,到2013則減少至21.35萬所,減幅達70%以上。大幅度縮減不僅發生在農村,也發生在城市。比如,從1995年到2012年,由於外來人口湧入,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從1070萬增長到2069萬,而北京小學數量卻從2867所銳減到1081所。為了控人,北京嚴厲打擊黑幼兒園、嚴厲禁止民辦中小學招收「五證不全」的外來人口子女,司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奇蹟」走的都是粗放、高能耗、高腐敗、高投入、高污染、高度兩極分化、低效、低工資、低附加值的不歸路,創新水平和能力極低。誠如信力建《中國趕超美國究竟需要多少年?》所言:2014年有260家製造業企業躋身中國企業500強,營業收入合計23萬億元,但凈利潤總計僅為4623億元。利潤極高的高科技數碼電子產品和國際知名品牌方面,中國不但遠遠落後於美國、日本和西方許多國家,甚至被韓國遠甩在後面。而美國則以世界4.5%的人口,創造了全世界近45%的經濟生產力以及40%高科技產品。

美國這一切,惟自由、平等、博愛可以解釋。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流動,平等的權利,天下一家的博愛情懷,才會有永恆的創造和奇蹟。否則,所謂「中國模式」,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曇花一現。

早在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里茨就斷言:21世紀影響人類進程有兩件大事,一是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一是中國的城市化。但是,我們不僅沒有好好地利用城市化紅利,反而由於一系列不科學、不合理、不自由、不平等的城市化決策,導致了我們紅利變陷阱,機遇變挑戰。如果一切不改弦更張,徹底回到更自由更平等更市場更法治的發展道路上來,我們將不得不迎接即將到來的中國大衰退。而且最為悲催的是,我們的80、90、00、10後以及他們的後代,都將被迫承受這種大衰退的後果,但他們卻沒有力量來參與和改變今天的決策。

我們將許以中國一個怎樣的未來?我們這些50後、60後、70後,都準備好了嗎?(作者童大煥獨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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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底線失守」(圖)

阿波羅新聞網 2014-09-12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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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底線是最低標準,是最起碼要遵循的規則,是逾越之後需付出巨大代價的最後屏障。如果不是到了關鍵時刻,應該很少有人會去討論“底線”問題。然而不幸的是,近年來,這兩個字卻頻頻出現在公眾視野,當道德、規則甚至法律通通被無限度地破壞和踐踏,中國社會儼然已經迎來了必須深刻反思的“底線時分”。

當一起簡單的交通肇事案進而演變為惡性殺人案後,眾聲喧囂遮蔽了兇手連捅受害者八刀的殘暴,“激情殺人說”調侃着鋼琴的魅力和法律的尊嚴,兇犯親友同學的態度挑戰着人性的最後良知。有關葯家鑫案所謂情與法的糾結,其實不過是中國社會底線失守的一個最新例證。另一個例子發生在4月1日的上海,一名留日學生在機場因學費問題與母親發生口角後,竟瘋狂地連刺母親九刀。

當道德、規則甚至法律通通被無限度地破壞和踐踏,中國社會儼然已經迎來了必須深刻反思的“底線時分”。這難道是一個“底線失守”的時代?

底線失守之後

“食品加工車間里垃圾遍地,污水橫流。腐爛了的豬肉,被搓上蘇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鏟進香腸攪拌機;洗過手的水被配製成調料;工人們在肉上走來走去,隨地吐痰,播下成億的肺結核細菌……”這是100年前,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在著名的《屠場》一書中所描述的場景。據說正是因為這本書,直接促使當時的美國政府下決心解決食品安全問題。

而這又是我們多麼熟悉的畫面,雖然100年後看起來依然觸目驚心,但它卻發生在我們的身邊,每個人都心知肚明而又無可奈何:三鹿倒下了,“皮革奶”、染色饅頭又橫空出世;拒絕了蘇丹紅,瘦肉精又開始揚名立萬;河南的“健美豬”被曝光了,“化妝豬”又在重慶站了起來;山西黑磚窯工人被解救了,安徽、新疆又出現了現代“包身工”。

白岩松說,總有一種底線在悄然生長。只是我們還應該看清,“悄然生長”的底線是否一直在節節後退,或者它本身就只有極少數人還在苦苦堅守。當公理和常識因為稀缺而成為標杆和榜樣,人們對底線的要求就註定一低再低。

我們不再期待食品的營養美味天然綠色,只要沒毒或毒性不大就可以了;進城務工的農民是否得到公平待遇不再重要,只要不被欠薪就滿足了;到政府機構辦事遭遇潛規則吃拿卡要都可以忍耐,只要潛規則過後能辦成事就謝天謝地了;外出旅遊,挨宰是正常的只要少被坑點就可以心花怒放;城市規劃,不破壞百年梧桐樹就值得大加讚揚;嬰兒可以安全地長大而不必時刻提防人販子,家長就燒高香了;官員貪污也不是不可以原諒,只要少貪點或貪的同時不忘為老百姓辦點實事就可以在地方收穫“清官”的美名了,甚至還可能有人“自發”為你創作MV廣為傳播……

人人都是破壞者

有人說,在複雜無比的人性面前談論底線顯得過於浪漫。可是底線不應該只是一種理想,尤其我們俯首當下,看到更多的都是沉重和不安。因為很多我們曾經譴責和憤憤不平的東西,卻已然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我們共同的選擇,而這顯然要比某一個行業或職業失去底線更加可怕。

在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社會規則面前,不擇手段成為富人,已經是幾乎泛濫於整個社會的共同目標。隨之而來的就是全民拜金的浪潮:有錢就有尊嚴,為了錢可以喪失或選擇性遺忘底線,直到百無禁忌拋棄道德、原則和法律。

學者孫立平發表題為《中國社會正在加速走向潰敗》的文章,其中提到,“社會潰敗蔓延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潛規則盛行於社會,甚至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

也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們看到,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所有的職業底線都在全面下滑,各行各業,無一倖免。養豬戶在飼料里添加瘦肉精,奶農往牛奶里摻雜三聚氰胺;曾經是人間天使的醫生,收取紅包已成常態並對自己的行為振振有詞;商人坑蒙拐騙,大生意大忽悠,小買賣小騙局;知名學府教授公開以金錢“勵志”,要求其研究生40歲時沒有4000萬身家“不要來見我”;記者編造新聞,甚至涉嫌欺詐的事件也偶見報端;科學家為利益忘卻良知,左手拿着國家的科研基金右手幫助自己擔任董事長的企業撈錢;IT公司為競爭在用戶電腦屏幕上爭吵不休……人人都是破壞者,才有了社會的千瘡百孔,底線的搖搖欲墜。

掙有數的錢,過有底線的生活,做有分寸的事。只是今天,做到這一點又談何容易?學者劉瑜曾在文章中提到,“要是‘單位’發個來路不明的3000塊超市購物卡,很多人肯定喜出望外地去買了盼盼法式小麵包或者歐萊雅化妝品因為‘你值得擁有’”。

底線有高低,境界各不同。如果說隨波逐流渾水摸魚的人們挑戰底線多半還只是造成社會風氣的不佳,那麼無故打死一個路人或因各種原因殺死他人的行為,就已經徹底將社會底線推進了萬丈深淵。

大學生會因沒有身份證被打死,街頭小販會被城管打死,總經理可能被董事長殺死,億萬富翁會僱傭殺手剷除仇敵……在網上搜索一下“雇兇殺人”,超過18萬條的記錄瞬間就觸目驚心地出現在眼前。當一次又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發生的時候,誠如有評論所說,暴力至上似乎成了一面黑色的旗幟,而在這面旗幟之下,社會規則的底線早已蕩然無存。

越無恥,越張狂?

從某種程度上看,底線和成功學的標準頗有契合之處,二者在不同的社會階段會呈現不同的狀態。李嘉誠曾經被香港人視為奮鬥的典範,但現在不會了,因為今天香港人更在乎的是制度的公平性。閭丘露薇則注意到,大陸背景的講者依然在把李嘉誠作為榜樣勉勵學子,財富被作為成功的標準在香港過時了,但大陸卻依然如此。於是,才有了底線不斷被挑戰,典型領域一個在官場,另一個在情場。

香港鳳凰衛視主持人曾子墨說,“男人們會選擇包二奶,或者三奶四奶。一個不偷不搶的二奶有什麼錯呢?”一句話捅了馬蜂窩,自從去年六一之後,曾子墨的微博就處於停頓狀態。《新周刊》評述稱,如同婚外感情再情有可原,也在道德的低點,實在是不可說。而這家雜誌發佈的《2010中國情愛報告》,更是為中國人的行為底線貢獻了很多案例。小三不一定幸福,但多半內心強大。北京一位女畫家發現丈夫和情人偷情後,在微博上直播家醜,卻遭到當事人義正詞嚴的回擊。“最可惡的不是偷情,而是偷情後還理直氣壯。”

這就是今日中國的現實。有房有車成為找對象的最低底線,為出名不惜在電視上極盡刁鑽刻薄之能事的女人,搶佔着中國黃金檔的電視頻道。“那些女嘉賓大概不想被任何人帶走,因為除了攝像機,沒有一個男人的注視能讓她們感覺如此之好。”

在強大的物慾面前,愛情的標準不再僅僅是“我愛你”而更可能是“我愛你的錢”。同樣,部分為官者的底線也變了調。

面對涉嫌強拆的質疑,有江西官員投書媒體高呼“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為了完成節能減排指標,很多地方寒冬時節寧可讓居民凍得瑟瑟發抖也要拉閘限電;上訪者可以被送進精神病院,年輕法官會離奇在看守所“自殺”,甚至喝開水也能死人;對於村民有關貪污腐敗的舉報,山西一村支書直言“我不貪污,當官幹啥”。張狂已經是一種傳染病,而一些腐化的地方執政者已經逼近無恥的底線。

一段流傳於網絡上的帖子顯示,廣東省茂名前市委書記羅蔭國接受調查時稱,“要說我是貪官,說明官場都是貪官。憑什麼專整我?真讓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場翻個底朝天。中國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腐敗分子反腐敗嗎?像我這樣級別的,誰不能供出來百十個人?這太平常了!”

認錯或許不難,難的是改變官員的思維定式。當做官的目的只是為了貪污的時候,無良、無恥甚至無法無天的荒唐施政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們真的傷不起

底線失守的最可怕後果,是公眾的無所顧忌和失去善意。前不久,一位年輕母親為了救治罹患眼癌的孩子,在網絡推手的策划下於街頭上演了“跪爬乞討”的戲碼。有網友因此感動落淚,紛紛慷慨解囊,最後卻發現不過是一場處心積慮的策劃。

法條好寫,人心難建。在缺乏信仰和敬畏之心的當下,公眾的善意可能成為他人玩弄於股掌的道具,其後果必將是人人失去應有的顧忌之心。

有人因此想拯救道德底線。2011年1月廣東省兩會上,九名人大代表聯名提案,建議在廣州中軸線上的花城廣場立孔子塑像。他們認為這有助於全社會守護道德底線,而且“天安門廣場也立了孔子塑像,這是個風向標”。

立個塑像就能拯救道德底線嗎?該提案在網絡上的遭遇可想而知。

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說的就是底線。而這句話同樣也適用於“有關部門”。4月11日上海染色饅頭事件後,有寧波網友就表示,“我們的相關部門到底在管什麼?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搶着要管。”

底線到底應該有多低?觸犯底線的成本又該有多大?美國洛杉磯市長的遭遇或可給我們提個醒。由於免費接受了34場NBA賽事門票,洛杉磯市長安東尼奧·維拉雷戈薩最近遇到了麻煩,他將被罰款4.2萬美元。這樣的事情如果放在中國,又該會是怎樣的情形?

當代儒學者蔣慶表示,“底線價值不是高級價值。一個社會沒有底線價值固然不行,但是只有權利(和法治)沒有道德的話,這個社會就是一個冷冰冰的、利害計較的、大家都是小人的、人不堪居住的社會。”倘使真的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我們還能傷得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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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聞】又過教師節 教育之惑何人解

 
2014-09-12 02: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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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4年09月12日訊】大陸的「教師節」剛剛過去,媒體上爆出教育領域的不公平現象,也越來越多。例如:學生是否能上好學校,取決於父母的社會地位與金錢。另外,各地有不少教師,在抗議中度過了「教師節」。顯示出目前的教育體系,也給教師帶來不少困惑。古人說:「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當學生和教師都處於困惑中,誰能解惑?又如何認識這些亂象呢?請聽專家學者們的解讀。


哈佛大學在讀碩士高雨莘,在大陸「教師節」前夕發表文章,題目是《中國日漸擴大的教育不平等》。文章揭示,北京當局「造就了一個欺貧凌弱的體制:以官僚阻撓和收入門檻拖纍著社會下層力爭上游的步伐」。高官、富商,還是農民工,父母的地位和金錢越來越明顯的決定了兒女們受教育的機會。

原北京大學副教授焦國標對教育界的這些現象有一定了解,他介紹,現在大陸好一點的學校,普遍留給金錢很大的空間。比如說:一個好學校每年能招1000個學生,其中真正按分數招來的,可能只有200人,剩下的800個名額,學校就要求交各種贊助費等。

原北京大學副教授焦國標:「那有錢的,他就可以拿些錢,然後他們的孩子就分數少一點,也可以進這樣的學校。那有的家庭的孩子,分數考得很好,但是沒有進入比如說前200名的分數,那他家沒有錢,他就不能上比較好的學校。根源是它設定了這樣一個門檻。」

高雨莘還在文章中回憶說,自己母親就讀北京大學時,同學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經濟開放不僅帶來了巨額財富,還帶來了收入不均,這些都讓中國頂尖高校圈子裡的多樣性近乎蕩然無存。

台灣心理學博士、教育專家陳彥玲:「它跟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有關係的,你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它可以讓一個人去打自己的老師。尤其對教師這個領域,它現在講究的是『速成』,教育它是『循序漸進』,還要『有教無類』,他不能去挑學生的。」

台灣心理學博士、教育專家陳彥玲表示,大陸當局對傳統文化和理念的系統性破壞,造成教育體系急功近利,教師也無法遵循「有教無類」的教育原則。

陳彥玲:「如果他不是用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熱忱,去付出,那他一定要得到回來錢,因為他看重的是錢。如果今天它整個的社會已經變得,1000個人其中有800個人是用錢可以買的,這絕對不是教育的本質。」

陳彥玲介紹,在台灣,「教師節」是孔子的生日——9月28號。台灣設立「教師節」就是用孔子的生日提醒所有的教師,要堅持正確的教育理念。

焦國標指出,這種不公平的現像在大陸普遍存在,是因為當局的整個理念有偏差。

原北京大學副教授焦國標:「本來政府各個機關、各個機構,他們本來是給社會提供服務的,可是(他們)追逐金錢,各個公權力部門去謀取個人的一些利益或者部門的利益。最後導致甚麼呢?應該他們提供的基本的服務都出現問題,根本上是一個政府決策出現了錯位。」

除了學生中的不公平現象,大陸浙江、河北、安徽和新疆等多省的民辦教師、代課教師,在10號「教師節」當天,到北京上訪。他們申訴的問題包括:老無所養、病無所醫,以及合法身份等。外界感嘆,教師如此度過「教師節」,實在是莫大的諷刺。

大陸教育培訓業專業人士孟醒介紹,大陸的教師從管理上,被分成代課老師和有編製的老師。

大陸教育培訓業專業人士孟醒:「編製就是政府規定的人員,人員不夠用,那可能他就臨時再招進一批,編外的就成了代課老師。正式編製的老師(的錢)是由國家財政統一發的,代課老師(的錢)是地方財政或者學校直接發的,所以差別很大。同工不同酬,這肯定是不公平。」 

同一天,湖北孝感高中的將近160名教師,也用在學校門口靜坐抗議的方式,送走了「教師節」。他們打出的牌子上寫著「孝高老師的泣淚血訴」。據了解,原因是孝感高中在搬遷後,因欠債擴招學生,並增加教師招聘,導致這些教師的編製問題多年一直沒能得到解決。

採訪編輯/唐音 後製/舒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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