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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當今相似? 揭秘趙紫陽挫敗中宣部與中央唱對台戲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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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當今相似? 揭秘趙紫陽挫敗中宣部與中央唱對台戲 圖
——十三大左右交鋒 趙紫陽挫敗鄧力群 中宣部與中央唱對台戲

阿波羅新聞網 2014-09-18 訊】
作者: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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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三大前,黨內左派勢力企圖利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阻止改革開放。以鄧力群為後台的中宣部與中央唱對台戲、打橫炮、使反勁。在鄧小平支持下,趙紫陽連下三招,剝奪鄧力群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權力,撤銷鄧力群任主任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撤銷《紅旗》雜誌,一舉扭轉局面,為十三大開路。前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吳偉,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中國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談”專欄第二十二篇《十三大前,趙紫陽與“左”鬥智斗勇》敘述了這段歷史。

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辭職後,鄧小平提議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這表示了鄧小平心目中,十三大上總書記這個職務,非趙莫屬。但是,當時中共高層的政治格局中,還有另外一派與鄧小平格格不入的政治力量,這就是以陳云為首的保守老人集團。

鄧陳矛盾由來已久,雖然鄧小平在黨內的政治較量中佔了上風,但是陳派仍然有著巨大影響,在胡耀邦辭職以後,他們屬意的總書記人選是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鄧力群當時是黨內左的勢力在前台的領軍人物,得到黨內保守元老的青睞。那段時間,以強硬保守派著稱的政治元老王震就利用他的身份四處活動,到處打招呼,拉贊助,提出要鄧力群在十三大上做總書記。甚至當著趙紫陽的面,他就直接說,你最好不要當總書記。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回憶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力群每有困難或不便講的話,常常讓王震出來。大約在1987年夏季,葉選寧(中共元老葉劍英之子,後任解放軍總政聯絡部部長)打電話給我,說王震想找我談一次話,於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勸我說,你不要接任總書記,國務院的工作很多,離不開你,書記處的事不多,可讓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談話時葉選寧在場。我當時因為也不想任總書記,所以就請王震去說服鄧小平。後來有人告訴我,王震實際上在積極活動,想要推鄧力群當總書記。所以許多人擔心,要我無論如何不要把位子讓給鄧力群,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

1995年,趙紫陽接受新華社資深記者,歷史學家楊繼繩採訪時說:“我確實不願當總書記。我願意在總理崗位上把經濟改革搞下去。但是,當時讓我代理總書記我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在那種形勢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後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總書記,首要任務是少傷一些人,把運動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調整到改革開放。那個時期我多次講過不當總書記。現在我想,讓別人搞就沒有十三大這個結果,肯定不如我。”

趙紫陽這話說得不錯。當胡喬木(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鄧力群發動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鋪天蓋地的襲來的時候,能成為改革開放中流砥柱的,只有趙紫陽了。自從1987年1月擔任了代理總書記以後,他就抓住一切機會,利用所能利用的各種場合,給這場反“自由化”劃框框。也正是因為如此,他迅速取代了胡耀邦,成為了胡喬木、鄧力群等一干左派們的新的政治對手。在左派們的瘋狂打壓面前,雖然趙紫陽獨木難支,不得不暫時退卻,在一些場合也講一些反“自由化”的話,但是他講的目的,在於限制。得到鄧小平支持的1987年的“5•13”講話(“5•13”講話主要批評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並講到了在改革開放中必須反對僵化的觀點),就是他這種“跪著造反”的典型範例。這個講話給了左派們想用反自由化阻擋改革開放的企圖以致命一擊,使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來了個“急剎車”,改革開放再次成為輿論宣傳的主流,為中共十三大的順利召開創造了條件。

在當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種政治高壓下,前面已經拿下了一位總書記,趙紫陽為什麼還能如此大膽,敢於頂著這場政治風暴,公開地和左派們寸土必爭?筆者認為,這一方面是來自他對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另方面,也來自他對鄧小平立場和態度的準確理解和把握。鄧小平思想的核心,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趙紫陽正是準確地把握了鄧小平的這一思想,他才在反“自由化”的大潮中得到鄧小平的支持,敢於頂風大講改革開放,敢於用改革開放來限制反“自由化”。

從鄧小平方面說來,他之所以要支持趙紫陽限制反“自由化”,原因也同樣是如此。在趙紫陽發表“5•13”講話的20多年後,時任中央政改辦負責人的鮑彤在同筆者談到這個講話時曾說:“碰到兩個基本點相互衝突的時候,鄧堅最後要堅持的是四項基本原則。但是當四項基本原則要把改革搞掉的時候,他又認為不行了,還是要搞改革。鄧小平是真正要搞‘兩個基本點’的。他為什麼同意紫陽作5•13講話?那是因為鄧小平看到,耀邦下台後再繼續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改革開放就搞不下去了。所以他同意紫陽說的,現在大氣候變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果再繼續反下去,那就要影響你的另一個基本點改革開放了。9月份就要開始十三大,當時已經是5月份,離9月份只有四個月了,再搞下去三大還能開成一個什麼會?那不成了反自由化的大會了?所以當紫陽提出,要把十三大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鄧小平立刻就同意了,這才有了紫陽在‘5•13’那扭轉乾坤的一舉。”

1987年下半年的6-9月,在中央高層,有關十三大的籌備、十三大報告和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徵求意見和修改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由於趙紫陽作了“5•13”講話,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潮得到了扼制,整個黨內和社會上的輿論環境也開始向改革開放方面扭轉。7月1日,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即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重新發表,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工作開始在新聞媒體上有計劃地進行,各種關於經濟、政治改革的宣傳文章逐步多了起來。從表面上看,一個有利於十三大召開的改革開放的政治環境正在形成。

但是,黨內的左派勢力們並沒有因為十三大的臨近,而放棄他們企圖用反“自由化”阻止改革的腳步、阻止政治體制改革方案通過的努力。趙紫陽在他的《改革歷程》中談到過一件事情。1987年夏天的一天,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給趙紫陽轉來一封北京市副市長王大明的信,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長得知鄧小平講,今後主要是反左,情緒很不正常,說了不少出格的話,什麼“要堅持頂住呀!”,“現在勝負未分呀!”等等。趙紫陽明白,反“自由化”這件事情並沒有完。這些左派們還不甘心,而是在窺探時機,時刻準備掀起更大的風浪。7月11日,趙紫陽找來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常務副部長王維澄,根據這封信嚴厲地批評了他們。趙紫陽說,中宣部的精神狀態不好,聽到鄧小平講反左是主要的,就覺得大勢不好,如喪考妣。你們這種狀態如何能正確宣傳貫徹三中全會的路線呢?趙紫陽要他們切實負責轉變中宣部這種立場。但他倆當場毫無悔改表示,只推說他們完全不知道此事。

趙紫陽知道,中宣部這種狀態的根子,不在於兩個部長,而在於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當時距離十三大的召開只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趙紫陽認為,要為十三大創造一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保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等一系列新的理論、政策在大會上得到順利通過,就必須扭轉目前改革開放輿論宣傳方面的不力局面,解決黨的主管宣傳理論工作部門與中央唱對台戲、打橫炮、使反勁的問題。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從解決高層人事上入手。為此,在那幾個月里,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做了三件事:

第一,改變鄧力群主持思想戰線工作的地位,由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接管。

早在1987年3月間,趙紫陽就曾向小平提議,調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到中宣部協助鄧力群主持意識形態的工作,得到鄧的同意。趙紫陽的目的是“摻沙子”,理由是,主管意識形態方面增加一個人,就會聽到不同的意見。兩個人管可以有不同的聲音,下面情況可以反映上來,不會像完全由一個人管那樣,下面意見反映不上來,我們的意見也貫徹不下去。但是事情到了陳雲那裡,陳表示不同意,認為宣傳工作還是由鄧力群一人管為好,否定了趙的意見。

隨著十三大的臨近,趙紫陽覺得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他正式向鄧小平建議,十三大鄧力群可以進政治局,給他一個說話、發表見解的地方,但不進書記處,不再負責思想戰線方面的工作。這件事正醞釀的時候,黨內的老同志李銳(50年代曾任水電部副部長兼毛澤東的秘書,1959年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受到批判,1979年平反,後曾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具體寫這封信的時間不詳),反映鄧力群在延安時期生活作風和道德方面的問題(編者按:李銳信中講的鄧力群生活作風和道德問題,是1940年代整風時,李銳被隔離審查。作為整風工作人員的鄧力群藉機和李銳的妻子搞不正當男女關係,被揭發出來後,受到楊尚昆主持的黨內會議的批評),認為象他這樣品質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應當負責宣傳工作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工作。李銳還附上了當年楊尚昆主持黨小組會批評鄧力群時的原始記錄。李銳親自把這封信送給鮑彤轉給了趙紫陽。李銳在信中還說,“最近聽說,還有人在活動他進政治局當總書記,這就更加令人擔憂無已,寢食不安。我一直認為,鄧力群是中央改革開放方針的反對派,十三大後,決不能讓他留在中央領導班子之內。這樣可以使黨在前進的道路上除掉一塊絆腳石,去掉一個隱患。”趙紫陽把這封信轉給了鄧小平閱後划了個圈,批了三條:一、舊事不重提;二、不再主管思想宣傳;三、可做政治局。胡啟立後來向李銳傳達鄧小平這個批示,但只傳達了前兩條。(第三條涉及十三大人事安排,在檔案未公開前不能外傳。本文也不便於進行說明。)

阻擋鄧力群當總書記的當然不僅僅是李銳這封信。鄧小平對鄧力群一直印象不佳,他擔心鄧力群當總書記後,否定改革開放。恐怕這也是鄧小平不讓鄧力群當總書記的一個重要原因。鄧小平在李銳信上的批示被送給了陳雲、李先念傳閱。陳雲和李先念對鄧小平的做法都有所保留,在批語中都說鄧力群的好話,李先念說,“鄧力群是個好同志,還要很好地發揮他的作用”。但他們也不便正面反對鄧小平不要鄧力群繼續主管宣傳工作的批示,所以這件事就算是在老人們那裡通過了。

後來鮑彤對這件事情有過一段回憶,他說,1987年7月7日鄧小平會見中央五人小組(指胡耀邦辭職後中央成立的代行中央常委職權的臨時領導機構,由趙紫陽、萬里、楊尚昆、薄一波、胡啟立組成)之後,“啟立找我說:‘小平同志說,鄧力群的形象太壞。’這大概是小平的原話。啟立告訴我:‘小平說,以後宣傳工作,不要鄧力群管了,由啟立管。’他說:‘我一個人怎麼管啊?我要成立個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於是,胡啟立就提了個名單,他說:‘我要找兩個人幫忙,一個是鮑彤,一個是陳俊生,這兩個人是幫得上忙的。’這樣,就成立了一個中央宣傳思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

9月14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趙紫陽宣布,由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成立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由胡啟立任組長,成員有鮑彤(中央政改辦負責人)、陳俊生(國務院秘書長)、王忍之(中宣部長)、溫家寶(中央辦公廳主任)、錢李仁(人民日報社社長)等。十三大後,這個小組又增加了一個副組長,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

第二,撤銷鄧力群任主任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是鄧力群控制的左傾思想筆稈子大本營,聚集了一批反對改革開放的秀才,他們是鄧力群手下左派勢力的中堅力量。

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由於鄧力群對改革開放的對立態度,中央書記處就曾經以調整工作分工的名義,決定鄧力群只分管意識形態,不再兼任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職務,這個職務交由王兆國擔任,並就此電報的形式向各省市發了通知。哪知道會後鄧力群向陳雲彙報發牢騷,陳雲震怒,給胡耀邦打電話說,“這事不能這麼干吧!”結果,書記處的決定被推翻,通知收回,鄧力群仍任原職。

一年多前胡耀邦沒有做成的事情,趙紫陽這次還要做。趙紫陽認為,鄧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論工作以後,由他任主任的書記處研究室也應該撤銷,這樣可以使其徹底失去控制思想理論界的組織基礎。為此,趙紫陽向鄧小平提出了撤銷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建議,理由是十三大後中央書記處不再起決策作用,而是成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辦事機構,其下面不宜再設一個政策研究部門。鄧小平表示支持。

在1987年7月7日鄧小平家裡召見的中央五人小組會上,還確定由鄧力群兼主任的書記處研究室解散。因為這個研究室在鄧力群主持下,長期以來製造懷疑改革開放的輿論並散布這種情緒。鄧小平在會上還說,十三大還要鄧力群擔任政治局委員。(鄧小平先是在李銳的信上批示以同意鄧力群十三大擔任政治局候補委員為條件,換取其不再主管宣傳工作;後來因要換取他同意撤銷其任主任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便在原有的“候補”基礎上同意鄧力群十三大做政治局正式委員。鄧小平在處理鄧力群問題上,態度確實有變化,說穿了,是個策略。)

書記處研究室撤銷後,在當時的中組部長宋平的幫助下,鄧力群對研究室的骨幹都一一做了妥善安置,其中一個主要的去向,就是中組部新成立的黨建研究所。按照鄧力群的說法,書記處研究室的撤銷幫了他的忙。1989年之後,從研究室出去的人,擔任副部長級以上職務的有十幾個。如果一直在研究室,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撤銷《紅旗》雜誌。

《紅旗》雜誌,同樣是左派勢力的大本營。當年在八十年代初期的真理標準討論中,所有中央媒體都參加了討論,唯有《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按照汪東興的意見,按兵不動。後來鄧小平批評說,不捲入就是捲入,意指《紅旗》站到了“兩個凡是”一邊。熊復由此檢討,被胡耀邦保護過關。但在此後的改革開放中,熊復和他的《紅旗》始終不改其左的面目,在反“自由化”是更是一馬爭先。為此,趙紫陽認為,《紅旗》雜誌不能再保留。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是他向鄧小平提出了撤銷《紅旗》雜誌的建議,鄧表示支持。

《紅旗》的撤銷,沒有像書記處研究室那樣立竿見影,而是採取了分幾步走的方式,前後經歷了近一年的時間。1987年8月17日,中央書記處會議通過了《中央組織部關於〈紅旗〉雜誌社領導班子調整的請示》,宣布《紅旗》總編輯熊復辭職,一副總編和一顧問同時被免職,雜誌社的工作暫由副總編輯蘇星主持。

12月23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開會討論《紅旗》雜誌問題。會上胡啟立傳達了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機構改革小組關於中央、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有關《紅旗》的決定:撤銷紅旗雜誌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的理論刊物,由中央書記處組織實施。1988年1月5日,中央辦公廳起草的《關於撤銷紅旗雜誌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的理論刊物的實施方案》報中央書記處。12日經書記處辦公會議討論同意並經政治局常委審閱同意。

這期間,胡啟立到雜誌社講了一次話,他說,從中央來說,繼續辦中央一級權威性的理論刊物,而且叫《紅旗》,值得研究。刊物代表中央的聲音,有權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討論,很難發表不同意見,有顧慮。放在中央黨校,作為重要理論陣地,更便於理論探討。”

1988年5月30日,中央發出《中共中央委託中央黨校創辦<求是>和撤銷<紅旗>雜誌社的決定》,1988年6月16日,《紅旗》出版了最後一期;7月1日,掛在中央黨校名下的《求是》創刊,鄧小平題寫了刊名。

後來有人說,《求是》雜誌前身是創刊於1958年的《紅旗》,這是沒有根據的。雖然兩個單位人員未變、都在一個地方辦公,但是1988年《紅旗》明確宣布停刊後,《求是》才宣布創刊的,不存在前者改名為後者的歷史事實。

中共十三大前黨內這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博弈,從十三大最終開成了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政治體制改革終於提上全黨日程這個結果看,是趙紫陽取得了上風。當然,沒有鄧小平的支持,趙紫陽是完全無法取勝的。他勝就勝在了他掌握了鄧小平“兩個基本點”的精髓。雖然在20個月以後,他在處理學潮問題上仍然不免與鄧小平攤牌,成為黨內保守勢力的又一個犧牲品,但是趙紫陽在1987年一力扭轉反“自由化”的狂瀾,為黨的十三大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所做出的種種艱苦努力,仍然不失為中共黨的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不應當為歲月所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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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二代黨魁 林彪疑案為何成為「鐵案」?專家揭秘 組圖

阿波羅新聞網 2014-09-18 訊】
作者:秦川 BBC中文網記者
 
中國互聯網上,對林彪的戰功也有一些爭論。有網友指出,林彪的赫赫戰功,除了曾在平型關殲滅幾百日軍(中共所謂「平型關大捷」),基本都是在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中立下的。 還有些網友提出,在國共內戰中的長春圍城中,林彪的部隊不放饑民出城,導致十幾萬人餓死。 微博網友「二中老帥1」說:「英雄錯死,葬身異國他鄉,莫非是長春圍城餓死難民之報應?」但網友「幽州突騎」則試圖為林彪「正名」,說圍城應該是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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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毛澤東的“副統帥”。

“九一三”事件43周年紀念日在中國互聯網上掀起關於林彪的討論,很多網友對官方結論表示質疑,其中不乏同情林彪的聲音。

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副統帥林彪及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等人乘飛機叛逃,因飛機失事死於蒙古國的溫都爾汗。

林彪死後,其部屬被毛澤東打成“林彪反黨集團”遭到整肅。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又把林彪和“四人幫”綁在一起,對所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審判。

但是,曾為中共奪取政權立下頭功的林彪是否真如官方所說試圖“篡黨奪權”、“謀殺毛澤東”,並因陰謀敗露而“叛逃”,在海外學術界和中國民間都有爭議。

受林彪事件牽連的十幾萬原林彪部下及其家屬,當然更不能接受官方的說法。

近年來,官方對林彪事件的禁忌似乎有些鬆動。在網路上,一些挑戰官方定性的文章傳播甚廣,同情林彪的聲音越來越多。

但是,研究林彪問題的專家對BBC中文網說,中共官方在林彪問題上的正式立場不可能有大的改變。

那麼,受到廣泛質疑的林彪案件為什麼被中共官方視為“鐵案”呢?

“歷史疑案”

在很多網民眼中,中共定下的這個“鐵案”,頂多是個“疑案”,甚至是個“冤案”。

新浪微博網友“yodoxo”寫道:“歷史上的今天:‘9.13’事件。毛的親密戰友和可靠接班人副統帥的出走,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和實踐的破產。自此毛的神聖光環開始暗淡,至今林彪之死仍是個謎!”

“聖燈大伯”則稱:“林彪案是中國歷史上最冤最冤的冤案,若不評反,今後真難再找到干願為國家獻身的忠勇之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馬勇在微博上寫道:“不管怎麼說,林彪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確實值得重新評估了,為什麼讓那麼多的歷史疑案繼續糾結下去,不適度開放一點新的檔案呢?”

但微博上的類似評論本身就顯示,林彪問題在中國大陸已經不再是完全的禁忌話題。

有限的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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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一度是中國的禁忌話題,現在仍未完全放開。

《百年林彪》、《重審林彪罪案》等書的主編丁凱文對BBC中文網說,隨著時間的流逝,林彪事件慢慢地已經不是一個禁忌的話題了。鄧小平時代還不能對林彪事件做評論,但是到現在,十幾年過去了,涉及到林彪的話題已經鬆動很多了。

他說:“國內比較大膽的雜誌,像《炎黃春秋》,已經可以刊登一些有關林彪的文章,甚至能替林彪說幾句公道話。”

國內的“共識網”也發表了一些研究林彪事件的文章,包括一些海外學者的文章。“很多網友在留言中對毛有很尖刻的批判,但好像也沒有對他們採取什麼打壓的措施。”

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亞洲研究系教授孫萬國也說,近年來中國學術或半學術性雜誌上發表的關於林彪的文章越來越多。

但是,中共當局對相關研究的限制還遠未放開,在媒體上的論述基本還是要遵循官方的口徑。

多年研究林彪問題的孫教授說:“在2011年林彪事件40周年時,官方背景的香港鳳凰衛視做了一個文獻片,採訪了我,但在大陸和香港放映時完全刪掉了。”

該片最後是讓當年參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審理的中央黨校的於南教授用官方觀點解釋整個案件。

孫萬國還提到,長年研究林彪的中國軍隊老作家劉家駒去年3月在《炎黃春秋》上發表過兩篇關於林彪的文章。後來解放軍總政治部派人來找他,說“林彪的問題中央已定案”,要求他“不得為林彪說三道四”。

孫教授說:“儘管官方放鬆了關於林彪問題的討論,似乎讓被告說話了,但這不意味著會改變或影響對林彪歷史公案的判決,因為判決早已定死。”

“毛澤東的替罪羊”

為什麼中共官方一定要堅持其對林彪問題的歷史決定呢?

丁凱文認為,主要原因是林彪案件的處理是由鄧小平做的決定。“凡是鄧小平經手的案子,都沒有被徹底翻過來的。”

“比如說高崗饒漱石事件,是當初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他們一手搞出來的。反右也是鄧小平搞的。99%的人都平反了,就剩那麼幾個人,仍然壓著不給平反,仍然認為反右是有必要的。”

丁凱文說,實際上鄧小平是要林彪承擔毛澤東的文革罪責,當毛澤東的替罪羊。

“因為文革闖了那麼大的禍,整了這麼多人,把中國搞得這麼一團糟,誰來承擔這個責任呢?鄧小平就順理成章地把這個責任放在林彪和四人幫頭上去了。說毛只是受蒙蔽了,被欺騙了,被利用了,錯誤地反動了文革,他內心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被反革命集團利用了。這個‘利用論’就為毛作開脫了。”

他說,鄧小平考慮林彪的案子,是從政治上來考慮的,而不是從歷史的真實性來考慮的。而鄧之後的中共領導人仍是遵循鄧小平的那一套,沒有意願去觸碰這個事情。

“牽涉兩代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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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說,鄧小平堅持要進一步清洗林彪集團,是為了控制軍隊。

孫萬國指出,官修的歷史一直是從維護政權的角度來做的。中共中央將林彪案件視為“鐵案”,是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

孫教授說,文革後,新任國家主席華國鋒並沒有準備重提林彪問題,是鄧小平堅持要把林的問題再審一次。

一個原因是,解放軍中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勢力最大,鄧要控制軍隊,要把槍杆子牢牢抓住,就一定要進一步清洗四野、清洗林彪集團。

另一個原因是,毛澤東最欣賞的兩個年輕幹部,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鄧小平。鄧和林之間有一種“瑜亮情結”,相互容不下。鄧對林一直有戒心。

雖然鄧小平已去世十幾年,但孫萬國說:“林彪不但現在不能平反,我以為,只要共產黨在,林彪的案子就是鐵案,永遠不會正式平反。因為林的案子牽涉了毛,更重要的是牽涉了鄧。”

“林彪的問題牽涉到兩代核心人物。對林彪問題重新解釋,就會影響怎麼看待毛,怎麼看待鄧的問題。”

不僅如此,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中以及1972年“批林整風彙報會”上的角色也並不光彩。如果重評林彪,中共苦心維護的周恩來的正面形象會遭到破壞,而共產黨的合法性也會隨之受到更大的打擊。

文革角色

那麼,林彪在文革中的真實角色到底是什麼呢?

中共官方的說法把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責任推給林彪和“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孫萬國認為,這是很不符合史實的。

他說:“文革絕對是毛親自發動的。包括林彪這些人都是被動的,只好跟著跑的。”

不僅如此,毛澤東和林彪最根本的矛盾就在對文革的看法上。“儘管林彪表面上不說,但毛很清楚,特別到了67、68年以後,知道林彪對文革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毛要拋棄林彪。”

但是,孫萬國說,“不管林彪私下怎麼看待文革,也因為文革跟毛有根本矛盾,但表面上來看,畢竟在文革期間給提拔到第二號人物、副統帥,黨章中擺明是接班人。”

因此,“林彪整個跟文革綁在一起,而對文革的否定,今天仍然是一個主題。所以要平反林彪,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歷史評價

而文革問題也影響到學術界和民間對林彪的歷史評價。

孫教授認為,林彪是宮廷政爭的受害者,從這個角度講固然非常冤屈。但評價一個國家領導人時,還要看他有沒有推動歷史進步,對老百姓帶來什麼好處。

他說,儘管林彪對毛的政治運動有看法,但他畢竟沒有像彭德懷那樣站出來說話,反而成為毛的“副統帥”,因此難免遭人指責“為虎作倀”。

孫萬國說,大家爭論比較少的是林彪的軍事家地位。林彪紅軍時就是打前鋒的,在抗戰後的內戰中更是從東北一路打到海南島,真是幫毛澤東打下了天下。

但是,在中國互聯網上,對林彪的戰功也有一些爭論。有網友指出,林彪的赫赫戰功,除了曾在平型關殲滅幾百日軍(中共所謂“平型關大捷”),基本都是在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中立下的。

還有些網友提出,在國共內戰中的長春圍城中,林彪的部隊不放饑民出城,導致十幾萬人餓死。

微博網友“二中老帥1”說:“英雄錯死,葬身異國他鄉,莫非是長春圍城餓死難民之報應?”但網友“幽州突騎”則試圖為林彪“正名”,說圍城應該是毛的意思。

從網民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儘管官方定性很難改變,但關於林彪的爭論在中國還將繼續很久,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定位還遠未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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